陆象山说：宇宙间自有实理，所贵乎学者明此理耳。
实未尝分者，心之体用与性情是不能分的，从体上说，情在性中，从用上说，性在情中，心之体用与性情浑然一体，实不可分，这就是天命之全体，亦即心之全体。[34]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三。
朱子在《中庸章句序》中，对其人心、道心说的主要内容提出了纲要式的说明。但是，如同我们在第二层意思中所说，朱子的知觉心不能被理解为通常意义上的认知心。[37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四。可见，朱子并不是主张只存有不活动的存有论者，而是从人的现实存在和各种可能性出发，解决如何才能实现心性本体既存有又活动的问题，即不仅要自上而下的顺通，还要自下而上的逆通，这样才能上下贯通。朱子明明说：性是理，心是包含该载敷施发用底。
这里所谓自然之理，就是天理，天理就是生理，即生命之理。从逻辑上可以分形而上的道德心与形而下的知觉心，但是，从存在上说，心是包括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整体，因而用神明不测以形容之。[85]《朱子语类》卷八十，第2086页。
[11] 这是说，诚与仁各有其含义，不能不有所分别。[21] 朱子对诚与信的区分，主要是指自然与人做之间的区别，也就是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区别。就认识层面而言，可以说理之体在物，而其用在心。这是对《论语》中仁者不忧的解释，也是朱子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不仅人类活动，人的存在本身也离不开世界，人是在与物的关系中存在的，时刻都与万物打交道。因为仁皆从我发出，故无物不在所爱[45]。
[63]《朱子语类》卷四十，第1026页。朱子所说的乐，显然是指君子人格而言的。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古人有很多形容人格美的词汇，理学家则称之为气象。
说存在，只是从本体上说，未说到大用，但用在其中。朱子以仁释生意，则有意境、境界的意思。从形体上说，人与天地绝不相似或相同。生生之理既在天地之间流行，也在吾心之中流行，吾心之流行即是天地之流行。
其实，真之中有善，善之中有真，不是截然分开的。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，都不是了。
诚心也就是诚身，身心是合一的。格物只是实现心与理一的一个环节、步骤，其所谓心与理一并不是外在认知的合一，而是内在存有的合一，即心中原有此理。
理便在心之中，心包蓄不住，随事而发。问：《或问》云：‘心虽主乎一身，而其体之虚灵，足以管乎天下之理。人如果不尽人道以诚其心，则视物如无物，这就是不诚无物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。有人可能认为，朱子和儒家的善就是功利主义的或实用主义的，以实用为特征。可见真正的乐是超功利的，它是对自身内在的充实之美的人格的一种自我体验。[33]本心即本体之心、本然之心，是心的存在的价值本体，也是心的存在的本然状态。
但是，它并不违反物理世界之真。朱子的心与理一之学，实质就是讲仁的。
[45]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八，第1709页。吾与点也与孔颜之乐一样，是讲心与理一的审美境界，但表现方式各有侧重，后者表现于人格修养的内在美，前者表现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，具有生态美学的意义。
境界是心灵的境界，是心灵存在的问题，不是纯粹认识的问题，这一点，朱熹是清楚的。但是，基督教与儒家有两点最重要的区别：一是基督教的上帝是绝对实体，上帝通过道成肉身将爱施于人间，其所谓爱，是外在的，是由上帝施予的。
但都是一个道理，即天理流行。会得诗人之兴，便有一格长。这是理学家津津乐道的中心话题。朱子所说的善，不仅利人，而且利物，利是以义为原则的，利者，义之和也，而义是从属于仁的。
[61]此后，吾与点也就成为宋儒特别是朱子谈论境界、气象的最重要的话题。但是，诚作为真的境界的存在意义始终是唯一的。
孔子喟然叹曰：吾与点也。所谓侧重是说，仁的学说在孔子那里更多地体现在价值的层面，突显其善的意义。
一种含义是心中无私欲障蔽而全体是理，也就是心理合一，浑然无间。[16]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31页。
且如而今对人说话，若句句说实，皆自心中流出，这便是有物。在朱子看来，要实现诚的境界，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用功，不能只从一方面用功。从我发出就是从我的心灵境界发出，以此看世界，以此对待万物，皆在仁的境界之中，真所谓善莫大焉。无此境界的人，是不会有这种乐的，因为这种人与事物有隔，未能放开心胸，我是我，物是物，互不相干，不能将自家放在万物中一例看，大小大快活（程颢语，朱子常引用）。
人格美是理想人格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。这里有美与善的关系问题，乐实际上是美善合一的境界，富贵贫贱之所以不能成为乐的根源，就在于对人生意义和价值而言，只停留在欲望和功利的层面，而欲望的追求对人是一种极大的困限，使人不能得到自由，不能得到精神的解放。
因为尧舜是有为的圣人，其所做是无为而有为之事。诚是心灵的存在状态即境界，诚之是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、方法，诚之的诚字是动词，如《大学》所说诚其意，程颢所说以诚敬存之。
所谓冲破利索，即得自由，即是此意。仁的境界就是满腔子恻隐之心，满心而发，无不是爱，处事接物，皆以此心应之。
